当前，全球正在全面拥抱数字化。在数字经济已然成为国民经济“加速器”的当下，数字化的浪潮持续高涨，产业向数字化转型的呼声愈演愈烈。然而，经济社会以及产业的数字化转型真的是顺风顺水吗?企事业单位的数字化转型意愿是否依旧强烈?数字经济增长是否存有压力?日前，腾讯研究院发布的《数字化转型指数报告2022》(以下简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我国数字经济增长压力加大，整体呈现动能不足的态势。
“数字化转型指数疫情以后仍维持高位，尽管整体增长面临趋缓压力。”腾讯研究院研究员白惠天告诉记者，从区域来看，数字化的城市集群特征明显，从东向中西部扩散正在形成数字经济基本盘;从类型看，二线城市加速向一线城市靠拢，同时数字化持续向腰部城市下沉;从行业看，沿海、沿江智慧工业带、文体娱数字活跃区、“东数西算”聚集区、智慧医疗“胡焕庸线”等构成核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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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转型成为“必选项”
《报告》指数显示，数字化转型的整体发展面临减缓压力，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和行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热情在削弱，越来越多的行业企业，已经把数字化转型作为了未来发展的“必选项”。
数据显示，工业、医疗、政务等的数字化转型指数，近两年平均增速都超过了50%。
在医疗领域，腾讯就联手多地相关部门基于小程序、大数据等技术，打造电子健康卡开放平台，内容涵盖公共卫生服务模块、健康信息应用，并促进了电子健康卡渠道推广，很大程度地促进了医疗流程数字化，增进了公共医疗卫生服务效率，给民众就医带来方便。
《报告》显示，在数字化转型的大趋势之下，我国沿海智慧工业带已然成型，东部沿海省份工业数字化占比普遍较高，部分城市的增速也正在加快。对比不同行业数字化转型指数，工业领域的表现最亮眼，反映“数实融合”提速的势头显现。
腾讯研究院智慧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吴朋阳认为，数字化转型指数整体增长减缓的压力，主要反映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近年来宏观经济增长的压力，同样传导到数字经济和数字化转型领域，数字与实体密不可分，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二是数字化转型进入了深水区，从早期相对容易开展的营销服务数字化，到如今需要深入企业内部做供应链、生产乃至研发等的数字化，涉及整个组织体系的数字化改造升级，难度明显提升，需要长期、持续的投入才可能突破。
区域发展不均在逐步改善
数字经济一直是区域经济实力的有力体现。《报告》显示大湾区是中国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这点从数字化转型指数的区域分布情况也能明显看到。在11大城市群中，珠三角城市群的指数规模长期处于全国之首，可以说是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主引擎。
白惠天说，从全国范围看，数字化转型延续了近年来由东部发达省市向中西部省市扩散的基本特征，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成渝四个核心的区域龙头效应明显。“值得注意的是，长江中游、中原和关中平原为代表的中部区域今年增长尤其突出，并且增长势头呈现向南、北延伸的趋势，代表增长新动能的中部数字经济带正在逐渐成型。”
数字经济对区域协调发展起到了很好的助力和支撑作用，特别是近几年，区域发展不均的现象开始缓解。“结合最新数字化转型指数结果，从数字一线至五线城市看，一线城市仍具备绝对领先地位，但指数增速已较低;二线城市指数增速达到一线城市的2倍，数字化进程加速向一线城市靠拢，特别是2022年一季度，二线城市在五类城市中单季同比增速高居榜首;三、四线城市增速保持高位，表明近两年数字化持续向腰部城市下沉;尾部五线城市增速在一线之外的城市中排名最低，主要受制于云、AI等基础设施建设应用不足，其基础设施指数占总指数仅2%，低于全国整体的占比情况。”白惠天介绍道。
从《报告》不难看出，数字化在一线至五线城市之间的发展不均有望突破，特别是二、三、四线城市崛起势头强劲，近年正在加速向头部城市靠拢。
企业是数字经济的主体
作为数字经济的主体，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一直备受关注。对于现阶段我国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现状，不少行业专家认为，目前大部分中小企业仍处于数字化基础初级阶段，部分企业处在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的过程中，大多数企业在转型过程中都会遇到预算不足、资源束缚等问题。
腾讯研究院今年发布的《2022中国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调研报告》显示，近七成民营企业数字化年投入少于50万元，资金瓶颈是企业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大障碍。近六成企业所在地没有专门支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融资平台或通道。
白惠天认为，中小企业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主要面临技术、人才和资金三方面的困难。“首先是缺乏低价好用的数字化工具导致企业并不愿转;其次是缺乏数字化转型人才导致企业不会转;最后也是不容忽视的硬约束是资金短缺导致企业不敢转。”
为此，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日前印发的《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指南》，就是旨在为中小企业科学高效推进数字化转型提供指引。
“不同规模、不同所有制的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本质目标基本相同，都是要成为数据驱动型企业、让数据为企业创造新价值。”吴朋阳表示，但在具体开展过程中，大企业与中小企业、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由于企业的规模、灵活性、经营目标等存在差异，数字化的侧重点也存在差异。这些差异是市场的客观情况，数字技术服务商最应与广大的生态伙伴合作，形成灵活的数字化工具组合包，应对不同企业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