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文化是我国周秦时期楚国及其周边地区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称,是华夏文明与蛮越文明有机融合的产物,有着显著的多元性、地域性和延续性的特征。
楚国公族的先祖为华夏祝融氏,生活在今河南新郑的“祝融之墟”。祝融八姓中的芈姓族人,自季连之后开始南迁,或在中原,或在蛮夷,鬻熊一脉则辗转迁徙到了淅川丹阳。在商、周更迭之际,鬻熊在淅川安顿好族人之后,便到西岐做起了西伯昌的火师,勤劳王事,不懈夙夜,早卒。鬻熊的曾孙熊绎受周封子男之田五十里,奉周廷之命从淅川丹阳南迁至荆山之阳,亦称荆山丹阳,与汉南荆棘丛中的南蛮为伍,筚路蓝缕,倍尝艰辛。
南蛮即古三苗,亦称三蛮,是夏商南国社会的主体民族,遭致中原王朝数次讨伐之后开始衰落,一部分继续南迁,一部分与华夏移民、九黎移民融合,其遗裔散居于巴蜀、江汉、江淮、江南地区,称巴蛮、扬越、濮人、鄾人、黎人、于越、东夷,统称为楚蛮、荆蛮。不少部落呈分散离居状态,依俗自治,多无君。
早期的荆楚文化即是三苗从南阳黄山文化、江浙河姆渡文化、松泽文化、良渚文化、巫山大溪文化、澧县城头山文化、含山凌家滩文化、京山屈家岭文化、天门石家河文化、江西虎方文化、广汉三星堆文化延续下来的楚蛮文化。如火烧水褥、耜耕锄种、饭稻羹鱼、喜玉尚赤、崇火拜日、重巫近鬼等。楚公族在荆山丛林中建国后,便开始将中原的平原浅耕、旱作粟黍、草原放牧、手工技艺及风土民情等华夏文化 ,与南国楚蛮土著的水褥稻作、渔猎采集、铜锡冶铸文化及民风民俗相融合,逐渐形成了具有楚地特色的荆楚文化。
楚文化的发展进程可大体分为五个时期:1、公元前1040年至前770年,从楚族定居丹阳和鬻熊事周到楚武王熊通即位,为楚公族携带的中原文化与楚蛮文化的交融孕育时期。这段时间有点长,其活动范围主要在今之淅川、南漳、保康、谷城、竹山、鄂州(含武汉)、九江、荆州、京山、枝江、当阳、澧县一带;2、公元前771年至前489年,从熊通即位到楚昭王去世,为楚文化的发展成熟时期。其活动范围主要在宜城、随州、南阳、商州、信阳、驻马店、平顶山、漯河、许昌、周口、荆州、钟祥、荆门、宜昌、巫山、奉节、岳阳、长沙、怀化、六安、巢湖、亳县、宿迁等广大地域;3、公元前490年至前313年,从楚惠王即位到楚怀王与齐国结盟,攻陷秦国的曲沃、於中地区,为楚文化的繁盛时期。其活动范围以荆州纪南城为中心,向东西南北四处拓展;4、公元前312年至前210年,从楚对秦的丹阳、蓝田之战大败到秦始皇病死沙丘,为楚文化衰退和坚守时期。其中的“退”,不是一味的退守,而是在坚守中求进,如荀子在兰陵的文化建设,庄辛、春申君治理淮北及春申君经营江南等,均是在坚守中求进。特别是在楚国被秦灭国之后,故楚之地无论是楚旧贵族或是楚平民,均不满于秦廷暴政和对楚的不公,坚守着“亡秦必楚”的信念,精神气质犹在,国犹在;5、公元前209年至前202年,从陈胜、吴广起义、楚怀王熊心称帝到刘邦在定陶举行登基大典,为楚文化复兴光大时期。
楚文化一路走来,历尽艰难曲折,最终成功地塑造出了千古流芳的大汉文化。
楚文化的成就之日,即是楚国势力四处扩张之时。楚国兵锋所至之处,给四周带来刀光剑影的同时,也带来了光风霁月。
如春秋时期,随着楚军的北进,楚人的行为风尚、楚声乐舞、楚地用具器物、生产生活习惯,与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碰撞交融。这种交融不但改写了先秦时期的政治格局,同时加快了楚文化与中原各民族文化的融合过程。
次如战国时期,随着楚军的东进,楚文化从江汉流域拓展到了江淮和江南地区。江淮古老文明的沉淀、太湖吴越风情的独特魅力,与江汉韵律的楚文化交相辉映,汇成长江文明的历史文化长河。
再如随着楚军向岭南和大西南延伸,不断地融合号称百越的东西瓯越、苗蛮、僮蛮、西南夷等诸民族的优秀文化。由此形成了地域广大,多元融合,内涵丰富,包罗万象的楚文化,以致到了不分别其类型,便无从着手对其历史资料和遗迹进行整理分析的地步。
如依此按照楚文化的地域标志来对其进行分类,可以将其分为楚豫文化、楚汉文化、楚商文化、楚巴文化、楚渝文化、楚鲁文化、楚鄂文化、楚湘文化、楚皖文化、楚赣文化、楚吴文化、楚越文化、楚申文化、楚穗文化、楚桂文化、楚黔文化、楚滇文化等。其中“汉”指汉中,也指汉水;“商”指商於,即今商州之地;楚鄂文化也可以按习惯称之为楚荆文化或荆楚文化,楚穗文化也可以按其习惯称之为楚粤文化。
楚文化如屈骚文化,是历朝历代薪火相传的优秀文化。它不像周文化那样,因周廷分裂为东、西周两个小国,以及王子朝携周廷图书、典籍、宝器奔楚而遭断裂;也不像东周各诸侯国那样,被秦灭国后,其文化一蹶不振乃至湮灭无闻。楚文化是从未断流过的历史文化长河。
楚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如各种文化成果,是由它的多元性、地域性、延续性的文化特征决定的;楚文化的内涵则是由其内在的精神气质决定的。
楚文化的精神气质是在楚国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土壤中,经过漫长的修为和积淀,自然而然地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属于内在的社会心理素质和行为趋向,是楚文化的血脉中就有的、自带阳光和气场的精神风尚和行为风格,是滋润楚文化延续和发展的永不衰竭的精神动力。
精神气质也是有着自己的结构和层次的。如勤劳、勇敢、正直、善良、好学、节俭、团结、合作、奉献是精神气质的结构;精神气质的根、质、形则是其三个层次。楚文化的精神气质隐身于楚文化的类型、结构和层次之中,它无处不在,又不显山露水。概而言之,主要由下述五大要素构成。
一是自强。自强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它蕴含着自存、自立、自砺、自我实现,是一个从求生、自立到自信、自我磨砺、不断自强的过程,是楚文化最显著的精神气质。楚国社会结构简单,主要由两大群体构成:下层为楚蛮民,是社会的主体结构;上层是楚公族成员,为社会的统治阶层。这两大阶层相对于周王廷而言, 除参加过“牧誓”的庸、卢、彭、濮等方囯外,一没有血缘关系,二没有姻亲关系,三没有军功,四没有实力。其中离居的楚蛮民自不待言,为求生存无时无刻不在同恶劣的自然环境搏斗,时不时地还要遭受到先进民族的打压;楚公族也好不到哪里去,仅靠“勤劳王事之事迹”上位后,被迫长期在南国山地丛林中艰辛创业,在敌对环境中艰难求存,“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的句子,在《左传》中反复出现,可见其艰苦卓绝的程度。当年楚公族的封地,即现在的湖北南漳一带,特别是在保康一带,大都是崇山峻岭,偏乡僻壤,要想活下去,必须要筚路蓝缕,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对此,《荆楚帝国》中有过生动的叙述。
与筚路蓝缕相伴相生的是“三年不征,死不从礼”的硬性规定,也是由于楚封地的闭塞和贫瘠决定的。这条规定起自于楚公熊渠,光大于楚武王,说的是楚君如果贪图安逸享受,到了三年还不出兵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其死后便不能葬入祖陵,表示祖先不认这个不肖子孙。与此相关的规定还有,楚王率师出征如果打了败仗,看守都城大门的大阍有权拒绝其入城,让其自行去戴罪立功。
这些惨烈举措,在当时的列国中是极为罕见的。在面临巨大生存压力的环境中 ,如果楚人中存在着那怕是一丁点儿像罗素所说的后世国人那样的三大缺点,即冷漠、胆怯和奴性,就会遭致全族毁灭的灾难。只有不要性命,才能活出性命;只有“以人为宝”,才能拥有物华天宝;只有艰苦奋斗,才会有高台广宇的风光无限。
楚国历史上这类自立、自砺、自强的感人事迹和人物太多了。如楚武王、楚文王父子前仆后继,抱病出征,战死疆场;楚灵王重用对自己挥戈相向的大夫穿封戌,尊重两次折辱自己,使自己下不了台的芋尹申无宇,特别是在其遭遇兵变险境时,宁愿饿死 ,也不愿外逃他国求生;令尹子文、令尹孙叔敖带头艰苦奋斗、刻苦自砺、毁家纾难、使楚国的面貌不断焕新,使楚文化的内涵不断丰富和发展。
二是忠贞。即忠诚和坚守气节。忠贞必须要有目标指向。楚国的家、国有很大的同一性,爱国即是爱家。在一个地处蛮荒,危机四伏的环境中,相互拆台的单打独斗是不行的,只有团结协作,共同维护家国利益,大家伙才能共生共存,由此锻造出了楚人的一种共同利益意识。这种共同利益意识有着天然的正义性,不仅楚公族具有这种共同利益意识,楚蛮民也具有这种共同利益意识。这种共同利益便是忠贞的目标指向。
楚国早期的目标指向是争取生存空间,中长期的目标指向是称霸诸侯,晚期反秦复楚的目标指向是推翻暴秦,建立一统天下的楚帝国。
共同利益意识需要与之相应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引导和维护。意识形态是解决目标、方向和行为规范问题的,由于楚国早期的文化发展滞后,又以蛮夷自居,不与中国之号谥,其官方的意识形态直到楚庄王时期才逐步确立。因之其早期阶段的文明程度与中原列国的文明程度有一定的落差,表现在国家政权的更迭上,中原列国在礼崩乐坏之后的谋逆事件才多起来,如三家分晋,以田代齐,三桓瓜分鲁国地盘、让鲁公做空头国君等。楚国在西周时期就有谋逆事件,如熊仪弑侄熊挚红后自立为楚君;到春秋时期犹剧,如熊通弑侄夺位,熊恽弑兄熊艰夺位,熊商臣弑父熊恽上位,公子围弑侄郏敖熊員上位,令尹斗越椒率若敖六卒反叛,蔡公熊弃疾发动兵变夺位,白公胜率部造反等。战国之后这类事件便少之又少了。
春秋时期楚国的谋逆尤其是兵变事件,虽然使楚国蒙受了一定的国力损失,但也磨练了楚人坚贞不屈的品性,认识到再像这样整下去,大家都得完蛋。随着以儒学为主导、杂糅道、法、墨的意识形态在楚国的形成和不断完善,忠诚、爱国的理念也不断深入人心,风行大义为上,不求苟得,不为苟行,保持节操,使这片楚蛮之地成为了盛产忠贞之士的沃土。
荆山出美玉,石石皆坚贞。楚威王时的莫敖子华列举了多位心忧社稷的楚国大夫,如令尹子文、令尹孙叔敖、叶公子高,以及沈尹戌、申包胥和蒙谷等,都是在楚国遭遇国难之时尽忠的忠臣。
忠贞之士不仅出在上层,还有大批为国分忧的楚民。在吴军攻入郢都,楚昭王迁到随国避难之时,郢都城内外的百姓自发地组成义军,四处袭击吴兵,吓得吴王阖闾一晚换了五处住宿的地方;一些宫女们也组织起来,手持刀枪,守护王宫大门。有个叫屠羊说的小商贩,一路护送楚昭王到随国,帮其买羊宰羊改善伙食。
吴兵事平之后,上层如申包胥、蒙谷,下层如屠羊说等,视其所做的非常之事为应做之事,谢绝楚昭王高官厚禄的封赏,回到老家隐居或者重操屠羊旧业。
楚国最著名的忠贞之士当数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一生忠贞于楚国的复兴事业,九死而不悔,成为昭示千秋万代楚人的指路明灯。“楚人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义反抗暴秦,甘从锋刃毙,莫夺坚贞志”。之后在历代国难当头时涌现出来的靖难义军,如新莽时的绿林军、新市军、平林军,东晋谢玄的北府兵和刘裕义军,靖康之耻后的南宋抗金义军,元末红巾军,清初江南抗清义军和反清复明天地会,三元里人民平英团,清末太平天国义军,推翻帝制的湖北新军,都起自于故楚之地。土地革命中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黄麻起义、鄂豫皖、湘鄂赣、湘鄂西,也在故楚之地。周文雍、陈铁军刑场上的婚礼,恽代英高歌一曲“留得豪情作楚囚”,“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绝命诗,都是彪炳千秋的壮美华章。
“当年忠贞为国筹,何曾怕断头。”这是楚文化的精神气质,也是楚人的血性。
三是宽容。即指包容大度。语出《汉书·五行志下》:“上不宽大包容臣下,则不能居圣位。”楚国不仅上位者倡导宽容,平民黎庶也有宽容即团结、合作的气度。楚人没有意识形态偏见,其统治思想是以儒为主、以道、法、墨为补充的综合形态。周朝和中原诸侯都把蛮夷当做异类,用“攘”的办法来解决民族矛盾,以致矛盾不可调和。如秦征百越时遭致激烈反抗,几万秦军丧生,国尉屠岸贾也死于乱箭之下;楚则将蛮夷视作自己的臣民,在其“奄征南海”时,用“抚”的办法进行感化,没有发生过大的流血事件。
在列国兼并与争霸的时代,楚灭国最多,但除刀光剑影之外,还有光风霁月。对那些被灭的部族和国家,不是像秦国的拔郢和活埋赵卒那样,动辄屠城,赶尽杀绝,而是安其民,移其公族,保留其宗庙街社稷,使其较快地融入楚国的大家庭之中。
楚国的文化也是包容的文化,不仅吸收周朝礼制和各诸侯国的先进文化,还收罗异域文化。从有关楚国的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简帛中,可以发现来自古埃及、印度、巴比伦、西亚、西伯利亚和环太平洋地区的多种文化遗物,如荆州、长沙、随州、洛阳、广州楚墓中出土的蜻蜓眼式的玻璃珠及其他诸多琉璃制品等。正是由于这种兼收并蓄,培养了楚人超越时代、直趋现代人的审美情趣,如喜欢筑高台、着奇服、好细腰、戴切云冠、建地下乐池等。
楚人的传统理念是吸纳别人的文化成果,化为鞭策自己的动力,而不是去用毁掉别人的办法来突出自己,既要让自己过得好,也要让别人活下去。历任楚君大都能虚心纳谏,启用贤良,以宽容大度的姿态对待臣下,对待他人,对待万物。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如楚武王任用鄀俘观丁父为军率,楚文王任用申俘彭仲爽为令尹,楚庄王“折缨饮宴”,楚共王自称“不德”,楚昭王不负大臣,楚惠王活吞水蛭等。因之造成了楚地人才辈出的社会环境。
四是创造。创造包含创新,但不等同于创新。创造来自于人们进行的每一项实际工作,每一项劳动都是创造性的劳动。楚人做事注重实效,空对空的“创新”容易陷入空谈,容易让人摆空架子,甚至弄虚作假。所谓的“敢为人先”,也是实际工作中的创造,在创造中出类拔萃,而不是一心想出人头地的二愣子。
创造来自社会需要的激发和有保障的社会环境,不只是砸钱的创造;在创造精神支配下的创造才有着长久的创造动力,把各项工作做到极致就是创造。
楚国是创造新事物的沃土,如第一支毛笔出自楚国;最先进的青铜冶铸技术出自楚国;最早的铁器出自楚国;最美丽的漆器出自楚国;最美妙的丝绸刺绣出自楚国;最早的金币银币出自楚国;最早的爱国主义诗人和楚骚出自楚国;最深邃的老庄哲学和最世俗的许行农学出自楚国;最早的戏剧表演艺术家优孟出自楚国;最高超的神射手熊渠、养由基出自楚国;春秋最高的章华台和最大的郢都纪南城出自楚国。楚国的音乐、书法、绘画、雕塑艺术超凡脱俗;楚国的编钟乐舞水平高妙;楚国的纺织品出产丰富,各阶层的服饰独具一格;楚人在天文、舆地、历法、岁星纪年、观相授时、算学等方面,都有其独特的贡献。还有中华第一稻,中华第一粽,美味的腊鱼、腊肉、皮蛋的制作方法,均出自于楚国。楚国最早设立县制,将其列为一级行政区划,改良了先秦时期的贵族分封体制,进而引发了与此相关联的军事、土地、赋税等制度的改革。
五是担当。即勇于承担任务,担负责任,在遇险时不惜以身殉国。屈原在其楚辞《国殇》中,对楚国战士的英勇献身精神进行了高度的赞扬:“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
楚国将士勇于流血牺牲,楚国的领兵主帅除英勇奋战外,还要保证战争的胜利。如果不幸打了败仗,便要对战败的后果负责,以自杀谢罪,绝不苟且偷生。楚武王之子、莫敖屈瑕征伐罗国失败,自缢身亡;楚晋城濮之战中,楚国的申息将士蒙受较大损失,令尹子玉自杀谢罪;楚晋鄢陵之战中,司马子反酒醉误事,楚共王表示免其死罪,但他还是引咎自尽;楚康王时的令尹子囊被吴军打败,于退军途中自尽,自尽前还不忘国事,嘱咐手下奏报楚康王,一定要修筑好郢都的城墙。
楚人的这种勇于担当的精神气质,千百年来在楚地流传不息,至今仍能随处听到诸多楚地乡民脱口而出的口头禅:“好汉做事好汉当”,“大路不平旁人踩”,“怎么?你还不服周”,“老子不信这个邪”,“你就是红头发,老子也要狄(扯)一根下来”,“老子不是嚇大的”,“大不了一死”,“要死也是屌朝天”……这些上不了书的民谚俚语,最能真实地反映当年楚人的世情民性。
楚人的先祖祝融是火神,心血来潮时爱四方云游看望自己的后世子孙,见面礼便是挟风带火。楚地儿女对这些“带火”的大礼包司空见惯,如同当年见惯了战火一样,火光就是命令,偏远之处看不见火光的,鸣锣之声就是命令,闻令必上。不仅男将,女将也一样,挑起自家的水桶,奋不顾身地冲入火海灭火、救人、抢救家具器物,自家水桶损坏、身体受伤均不在话下,英雄主义体现得淋漓尽致。
楚文化的“自强、忠贞、宽容、创造、担当”的精神气质,塑造了楚人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忠贞为国的政治品格,宽容大度的处世态度,创造幸福的美好愿景,勇于担当的君子气概。
精神气质与国运相连,国家的败落首先是精神气质的败落。楚平王悖逆人伦,与外敌和内奸勾结发动兵变,杀害自己的三位兄长夺位,强娶自己的儿媳孟嬴为后,追杀自己的长子太子建,杀害伍子胥父兄,为渊逐鱼;楚怀王昏聩乱政,宠信南后、子兰和上官等艾萧小人,贬斥屈原和庄辛等一众忠臣,大搞机会主义,屡中敌之圈套,屡次三番大败于秦。凡此种种,都是楚国精神气质败落的重要表现,为楚国的两次灭国大难埋下了祸根。楚国此后仍能在大难中崛起,仍能在亡国之后复国,直至取得最终的胜利,也在于楚文化的精神气质没有亡。精神在,国犹在,迟早会有复兴的那一天。
学习楚文化,关键是要学习、涵养楚文化的精神气质。有了这种精神气质,顶天立地,气壮山河,做什么事情都有底气;没有这种精神气质,金玉其外 ,败絮其中,喊什么都是空的、假的。
楚文化的精神气质与大汉文化一脉相承,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北京大学考古学前辈严文明先生提出中华文明的“海棠花理论”,笔者是赞成的,只是应该将其以中原为中心,改为以黄河、长江流向的“两河流域”为中心,往四周发散,再辅之以“龙凤呈祥理论”,龙中有凤,凤中有龙,各自成长,相互渗透,相向而行,多元一体。以此为根系的中华文明,循序渐进地向前发展,像四季海棠花那样常开不败,一直到地老天荒!
作者介绍
严家明,字明公,笔名斯蓝,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研究员、三级教授,主要著作《社会机制论》《布谷鸣嘤》《江汉来风》《荆楚帝国》
严文珺,女,湖北武汉人,中共党员,武汉大学行政管理专业毕业,从事社会行政工作,主要著作《左岭区域志》《荆楚帝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