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严厉的父亲,也有他温柔的一面。


(资料图片)

在七岁之前,我对父亲有印象的记忆只有两回,却温暖着我整个年少时光。我出生后,父亲就离家去了大兴安岭学木匠。学徒三年,吃住全在师傅家,三年满师,艺成归乡,我已经快四岁了。这是我所记得和父亲的“第一次”见面。这次回家,他带回来一种叫“方便面”的美味,我从未见过。散装的、状如钢丝、黄澄澄的,整整齐齐码在箱子里,调料包连成一长串。他从提包里拿出他的搪瓷缸子,冲满热水泡给我吃。我把汤喝了个底朝天,还忍不住咂巴嘴。那一长串调料包,我每次都不舍得放完。余下的,冲到水杯里,当作饮品跟孩子们分抢着喝。调料水滋润着乡村孩子单调的肠胃,就像雨露霜雪泽溉着贫瘠的土地。

父亲带回来的还有一双毛线袜,是他亲手织给我的。谁会相信,这个从没扶过扫把、拎过锅铲的人,能有这样破天荒的精巧。可我亲眼见他在我眼皮子底下,挑起毛线针,自如穿梭。母亲直到目睹这袜子出自父亲的手,千真万确——绝非别的年轻女人。我乌溜溜的黑眼珠跟着父亲的针脚游移,钢针上上下下,来来回回,穿梭成一列火车,轰隆隆往前开。睡意一点点逼近我,我无奈地被火车甩开,睡着了。大雪盖向我不知道的角落和远方,铺满梦里冰天雪地的雪国山坡,那里的男人不怕冷,人人会织毛线袜。

父亲的手巧是不争的事实。木匠有粗木匠与细木匠之分:粗木匠建房造廊,细木匠做桌凳盒椅。粗细之分说的只是类型,木匠本身在手艺上是粗细兼修,而父亲的性情偏不喜欢做精细的东西,桌椅板凳他嫌小,门窗柜床又嫌细,他最喜欢做大件笨件,譬如包装箱、托盘、货柜。他的选择,深藏着他的性格。他看不上小财,又挣不着大钱。他也不喜欢窝在家里,即使少衣缺食也宁可在外漂泊。我是从父亲身上知道,世上有一种男人,不喜欢老婆孩子热炕头,只喜欢无拘无束流浪。他当然疼我,但他一次也没有抱过我,直到如今。

没有抱过我的木匠父亲,就在这次返乡之际,完成了我心中认定的他最为卓越的杰作。

那是一架冰车。

父亲二十四岁,他的锯刃冷锋芒,从院子东南角落榆树上轻松锯下几枝,他不费吹灰之力的样子,让人感觉似在炫耀,仿佛一个刚考出驾照的司机。他削净树皮,把树枝烤干,支起条凳,架起他的推刨,把榆枝刨平整,用錾子凿出孔洞,相互卯榫,严丝合缝成板,再涂上一层乳胶粘合。胶干后,用砂纸一遍遍打磨,直至光滑透亮。刨花和木屑一层层飞落在地上,榆香沁人心脾。他寻来一根细钢筋,铰成两长两短四节,把长的放进红彤彤的灶膛里烧红两端,折弯,嵌进白花花的车板两侧。把短的两节在磨石上磨尖一头,分别钉进两根滚圆齐整的棍中做成双钎。父亲脱光了上衣,他的额头和胸膛有闪亮的东西往下滴,像枝叶上的露,像房檐下的雨。

父亲把我放逐在村头的冰河。我蹲上崭新的冰车,双钎撑地,像泥鳅一样滑了出去。我的冰车白白净净,像刚刚撕掉一层保鲜膜,其他冰车黝黑暗沉,跟孩子手指里的污泥一样。我的冰车让我意识到,我是我自己,我跟别的孩子不一样。有了崭新的冰车以后,我开始认真洗手洗脸了,洗干净手,戴好手套,我才放心去抓我的冰车。村里多是沾亲带故的,往常孩子们从河里回来,先去了谁家,就在谁家的脸盆架上挤成一窝,闹哄哄地洗手,十几双小爪子在水盆里像鱼虾一样欢腾。往后,我不跟他们一起洗了,我只用我自己的脸盆。村头的大娘说:“小木匠的儿子有了冰车,脖儿梗都硬咧。”

漾满冬趣的河面上,快乐从不堵车,日子嗖嗖就溜走了。岸上的柳枝抽出嫩黄时,父亲又要远行了。他下煤矿,开叉车,打铁,铺地砌墙,卖冰棍儿、馄饨、包子和面皮……唯独没再做过木匠。父亲再回来时,我七岁了,这是我和他“第二次”见面。他用积攒的微薄积蓄,把我带进城里,读书去了。城里世界的花花绿绿深不见底,我学会了台球、街机、棋牌,每次父亲把我从台球馆、游戏厅、棋牌室揪着脖领子拎出来,抡起巴掌和拳头揍过来,我都会用一河的冰车原谅他。

我已离开家乡的河水多年。每到深夜人们洗涮沐浴时,我总能听见城里的自来水在墙壁的管道中低沉地呜咽。它在怀念城市之外的万物,我的散装方便面,我独一无二的毛线袜,我无与伦比的冰车。

来源:《中国青年作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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