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电视剧《风起陇西》收官时，豆瓣评分从开分时的7.7分涨至7.9分，有不少观众感叹：“它终于得到了应有的口碑回报。”一个知名微信账号称：“对《风起陇西》的批评，让我感到反智”。但是另一个知名微信账号则称：“《风起陇西》扑街，怪陈坤还是马伯庸？”指其收视率太低，“砸穿了央视8套的收视底盘”。
关于《风起陇西》，记者是“原著党”；而从原著文本可以引申出的话题，比起单纯谈论电视剧有意思得多。
■ 阅读文本：马伯庸向约翰·勒卡雷致敬
《风起陇西》是马伯庸很早、很优秀的一部作品。他把现代谍报机构空降到三国时代，让他们穿上汉服，放下手枪电脑拿起刀剑毛笔，口里还时不时念叨几句“为了兴复汉室”，但是那群人的工作手法、思维方式都是现代的，他们对自己部门的吐槽、对同事的挖苦、对上司的嘲讽，都是20世纪的。至于各种对办公室政治、官僚误事的揶揄反讽，更是让熟悉现代间谍小说的读者会心一笑。
写得差的间谍小说基本上一样差，写得好的有四大名家、三种潮流。
一是弗雷德里克·福赛思和肯·福莱特。前者代表作有《豺狼的末日》，后者有《针眼》。特点是真实细致，细节考究，故事讲得好，而且讲得真，读来丝丝入扣、引人入胜。
二是约翰·勒卡雷。代表作有《寒风孤谍》《锅匠，裁缝，士兵，间谍》。他在间谍小说领域创造了“斯迈利”这个人物，就相当于柯南·道尔在侦探小说领域创造了福尔摩斯。他讲故事的本领也漂亮，妙在故事背后，总有一群孤独、失意、落寞的人；这些人有“手艺”、有忠心，但是“出没风波里”，最理解他们的，常常是“对面的同行”。
三是格雷厄姆·格林。这是一位“三心二意”的间谍小说作家，谍战世界只是他写作版图的一部分，其代表作有《人性的因素》《沉静的美国人》等等。他笔下的故事和人物都很精彩，但都服务于对价值和理念的追问与反思。
马伯庸的《风起陇西》写到了几乎所有谍战样式——渗透、暗杀、窃密、策反、密写、破译、交换、叛逃、甄别、假情报，其成功之处在于，没有什么斧凿痕迹，故事自然贴切，线索也清晰，就是追查魏国间谍“烛龙”。当最后真相揭开，读者会感同身受主角的幻灭：那么多耕耘、付出和牺牲，不过是计中计、局中局、梦中梦，大家都是棋子，都在丞相掌控之中，一切都是他的安排，这种安排的目的，可以说是“兴复汉室”，也可以说是“排除异己”。
马伯庸致敬了约翰·勒卡雷，《风起陇西》致敬了《寒风孤谍》。2017年上海书展期间，记者采访过马伯庸，他说，有了《风起陇西》，一段时间内他不会再写间谍小说了，除非他想到新的点子。他也说，“斯迈利”对他影响颇大，他曾经尝试在别的小说里写一个“斯迈利”这样的人物。
■ 历史真实：诸葛亮绝非“三国谍战”赢家
那么，真实的“三国谍战”是怎样的呢？在马伯庸写出《风起陇西》几年之后，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三国时期军事情报问题研究》，作者丰建泉、王忠是国际关系学院的军事情报学博士。
这本书认为，三国时期的情报活动极具特色，侦察手段多种多样，情报分析洞察细虑，传递方法快速高效，情报技术简捷实用，情报机构初步建立，反情报活动积极有效，产生了像曹操、诸葛亮、刘备、孙权、郭嘉、荀彧、司马懿、周瑜等流芳后世的情报家。诸葛亮《隆中对》，就是一篇精彩的情报分析报告。
为什么三国谍战水平高？一个重要原因是频繁激烈的战争。从公元190年到280年，90年间共发生大小战役238次，战争的频率如此之高，在世界战争史上也不多见。特别是在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这三大战役中，各方奇谋百变，斗智用计，统帅、将领和谋士都深度参与了情报战。
马伯庸从不隐瞒自己对蜀汉的偏爱，所以将蜀汉情报机构写得很“现代”、很能干；但是按照史实，曹魏的情报机构才是最有规模、最成功的。
那位诸葛丞相，在民间传说里“多智而近妖”，在《风起陇西》原著里掌控一切，而在《三国时期军事情报问题研究》里，他起码有三大失误。
他没有阻止刘备伐吴。这件事背后可能有复杂的政治考虑，不单纯是情报问题，且不说它。但是另外两件事完全由他主导，难辞其咎。
北伐决策脱离情报和情报分析，导致国弱民疲。“情报是决策的基本依据，这是战争的基本规律。诸葛亮本应发挥他治国治军的优势，利用蜀地和汉中易守难攻的地理环境，在国家实力的和平竞争中脱颖而出。但他没有从两国综合国力对比悬殊出发，没有从战略环境的变化出发，没有从特殊的地理环境出发，违背规律，逆天违时，凭着一腔忠君爱国的热情，欲以人谋克定天下，以报刘备三顾之恩、托孤之信。他刚愎自用、穷兵黩武，落得北伐连连无功而星陨五丈原的下场。客观上大大阻碍了蜀国实力的发展，此后姜维继承其遗志九伐中原，难免民间怨声载道，朝中两派对立，加速了蜀国的灭亡。”
诸葛亮的情报人才观有问题。他把有没有帮助刘氏父子“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志向，能不能坚决贯彻“隆中对”战略作为重要标准，排挤那些不同意北伐的人。“由于他的失误，蜀国的核心领导层内关于情报分析只有一种看法，决策建议只有一种声音，因而错误地制定了连年北伐的战略。”相比之下，曹操的“唯才是举”就高明大气得多。
对诸葛亮的类似批评，历代都有。例如成都武侯祠那副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还有杜甫那首诗：“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只不过这一次，两位博士是从情报学的角度进行了批评。
■ 关于电视：这一次路阳失手了吗
回到电视剧《风起陇西》，导演路阳应该是最适合拍“古代谍战”的人了。
他的《绣春刀》系列给人的印象深刻，特别是《绣春刀2》，完全是几个明朝特工的故事。开局10分钟就有了第一个小高潮，充分展示了明朝几个特务机构的互相倾轧，以及特务同僚之间的算计、监视、举发。他让锦衣卫们人手一册“无常簿”，册不离身，随时记录谋逆言行；史书上本没有关于这东西的记载，但是他一设计，观众就觉得“本该如此”，非常熨帖；这个小册子也在片中多次出现，成为意味深长的小道具。随着剧情抽丝剥茧，几个特工之间的暗战变成几个机构之间的角力，最后成为推动明朝皇帝大位之争的工具；在剧情层面做到了扣人心弦，在史观、价值观层面体现了“人同此心”，全片效果可谓荡气回肠。
可以说，路阳的《绣春刀2》达到了这样一个高度：用电影演绎了丁易先生的史学名著《明代特务政治》。
那么，这一次拍《风起陇西》，路阳失手了吗？
电视剧《风起陇西》对原著做了较大的改动，故事繁密，增添了若干人物，情节多了很多，在技术层面也用心了。但是从观众的角度来说，确实难以入戏共情。
可能是大银幕与小荧屏的区别所致。电影和电视剧是两种载体、两种叙事、两种美学；在电影院里100分钟看完一个故事和在沙发上用倍速看几十集电视剧，这也是两种观看方式、两种欣赏体验、两种趣味要求。所以能拍好电影的，未必就能拍好电视剧，反之亦然。
也可能是没有设置好价值主题。前面说了，原著是披着古装的现代主题，讲的是谍战棋局中“棋子”的灰暗命运。电视剧不接受这个主题，必然要大改情节。重新设置的主题是“天下每个人，都值得万金”，这主题太超越那个时代了；关键是剧中大部分人物和情节都没有服务于这一主题，诸葛亮要的是“兴复汉室”，他手下人则是在维护诸葛丞相，其实并没有人在乎天下苍生，于是各种拧巴。
至于服化道、镜头运用等等，其实并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可以给一部好剧加分，却不能令一部不成功的剧变得成功。
（责任编辑 ：欧云海）
来源：中国经济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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