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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八年十一月，金国派使臣张通古、萧哲与王伦一起来南宋商议和约。由于金国使者所持自称是"诏谕江南"，视南宋为藩属之国，激起了南宋朝廷主战派的极大不满。主要将领韩世忠、岳飞、张浚等，分别上表反对议和。朝廷内，中书舍人吕本中、礼部侍郎张九成是秦桧往昔的朋友，都明确地反对宋金议和。许忻、赵雍、朱松、胡珵、张扩、凌景夏、常明、范如圭等一并上疏，反对议和。其主要理由就是金人言以诏谕江南为名，要南宋皇帝称臣，是对南宋的最大侮辱。当时，礼部侍郎曾开来见秦桧，询问宋金双方的名分与礼数，秦桧告诉他犹如宋朝与高丽，希望曾开能够协助自己。

隔了几天，朝中大臣张焘、吏部侍郎晏敦复、魏矼、李弥逊、梁汝嘉、楼照、苏符、萧振、薛徽言等上朝时又极力反对和议中"称臣"。胡铨当时任枢密院编修官，他以鲁仲连义不帝秦为依据，以石晋、刘豫称儿皇帝为例，坚决反对向金人称臣，并愤激地提出"愿斩桧与王伦以谢天下"。胡铨的奏章，激怒了高宗。贬为监广州盐仓。听说胡铨被贬广州，陈刚中写文章祝贺胡铨成为忠君的典范，被贬知赣州安远县; 王廷圭以诗赠行，被流放辰州。胡铨等人被贬，成为执政者秦桧的污点之一。但平心而论，南宋向金人"称臣"，是一种政治屈辱，与张邦昌的伪楚和刘豫的伪齐有着本质的差别。

在国家危急之时，宋高宗和秦桧，考虑的是如何度过危机，能够忍受"称臣"的屈辱，争取到更多的国家利益，恰好说明宋高宗和秦桧政治的成熟，不为理学僵硬的教条束缚。金国"诏谕江南"的政治侮辱，金国使者要所过州县迎以臣礼的狂妄，加重了南宋君臣的屈辱感，韩世忠再次强调在此"主辱臣死"之时，自己愿意与金人拼死一战。韩世忠的态度以及部分将领的主战言论，也是高宗和秦桧与金人议和的筹码，并未受到宋高宗和秦桧的记恨。所以说，适度的表达的向金人"称臣"屈辱感和主战的呼声，是符合宋金议和需要的。

但如果要彻底否定这一艰难前行中的正确国策，尽管可以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指责宋高宗和秦桧，却是置国家安危于不顾，属于政治外交的幼稚与无知。借助南宋朝廷内外的舆论，秦桧导演了一出掩耳盗铃的戏剧。秦桧与金国使者张通古、萧哲商议，把"诏谕"改为"国信"，把"江南"改为"宋"，承认南宋皇统的地位。秦桧在驿馆接受金国的"国书"，然后派接待官员盛装为先导，把金国"国书"送到皇帝宫中，避免了宋高宗"称臣"迎接金国诏书的尴尬。金人许诺先归还所侵占的陕西、河南部分领土，归还宋徽宗灵柩以及宋室旁系亲属，具体和约，另行商定。绍兴九年，南宋以王伦签书枢密院事，充迎奉梓宫、奉还两宫、交割地界使，出使金国处理和议实施诸事。宋高宗担心金人有诈谋，秦桧根据宋高宗的旨意，派楼照为宣抚使，以郑刚中等为幕僚，前往河南驻守。

绍兴十年，金国发生了巨变，金兀术杀掉宗磐、宗俊，夺去挞懒的兵权，认为归还南宋河南故地是极大的失误，准备毁约出兵入侵南宋。当金人向南宋进攻的消息传来，南宋朝廷一片慌乱，只有张巨山镇定自如，张巨山随即向秦桧提出作战计划，部署前线将领如何反击。秦桧遂让张巨山替自己起草奏章，宋高宗采取了秦桧的意见，部署军队准备迎击金人，但没有同意秦桧去前线督战。金兵再次抢占河南时，开始并没有多少人马，甚至派一个人就能收复一座县城。

可见，经历了北宋徽宗以来残酷掠夺的沦陷区百姓，对宋室早已失去信心，并没有多少守土抗敌的观念，国家既然是天子与群臣的，百姓并不在意皇帝姓什么，也不会认真组织起来去抵抗外敌。宋高宗和秦桧以"称臣"屈辱，换来军事和领土的巨大利益，是不该受到指责的。特别要指出的是，斥责宋高宗和秦桧向金人"称臣"的前提，是以南宋为皇朝正统。宋、金、辽，还有西夏，是并存的几个政权，其领地均在今华夏版图之内，其种族也是炎黄一脉，其国力强弱，不时发生变化，辽、金、西夏可以"称臣"宋朝。

同样，宋朝也可以向辽、金、西夏 "称臣"，评判其是非的标准应该是能否保护并发展华夏文明，能否有利于社会发展、历史进步，再就是能否造福于黎民百姓。可惜的是，由于南宋"祖制"的缺陷和楼照等缺乏决断担当，致使南宋未能保住"称臣"带来的利益，这当然不是秦桧主持宋金议和的过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