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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八年十一月,金国派使臣张通古、萧哲与王伦一起来南宋商议和约。由于金国使者所持自称是"诏谕江南",视南宋为藩属之国,激起了南宋朝廷主战派的极大不满。主要将领韩世忠、岳飞、张浚等,分别上表反对议和。朝廷内,中书舍人吕本中、礼部侍郎张九成是秦桧往昔的朋友,都明确地反对宋金议和。许忻、赵雍、朱松、胡珵、张扩、凌景夏、常明、范如圭等一并上疏,反对议和。其主要理由就是金人言以诏谕江南为名,要南宋皇帝称臣,是对南宋的最大侮辱。当时,礼部侍郎曾开来见秦桧,询问宋金双方的名分与礼数,秦桧告诉他犹如宋朝与高丽,希望曾开能够协助自己。

隔了几天,朝中大臣张焘、吏部侍郎晏敦复、魏矼、李弥逊、梁汝嘉、楼照、苏符、萧振、薛徽言等上朝时又极力反对和议中"称臣"。胡铨当时任枢密院编修官,他以鲁仲连义不帝秦为依据,以石晋、刘豫称儿皇帝为例,坚决反对向金人称臣,并愤激地提出"愿斩桧与王伦以谢天下"。胡铨的奏章,激怒了高宗。贬为监广州盐仓。听说胡铨被贬广州,陈刚中写文章祝贺胡铨成为忠君的典范,被贬知赣州安远县; 王廷圭以诗赠行,被流放辰州。胡铨等人被贬,成为执政者秦桧的污点之一。但平心而论,南宋向金人"称臣",是一种政治屈辱,与张邦昌的伪楚和刘豫的伪齐有着本质的差别。

在国家危急之时,宋高宗和秦桧,考虑的是如何度过危机,能够忍受"称臣"的屈辱,争取到更多的国家利益,恰好说明宋高宗和秦桧政治的成熟,不为理学僵硬的教条束缚。金国"诏谕江南"的政治侮辱,金国使者要所过州县迎以臣礼的狂妄,加重了南宋君臣的屈辱感,韩世忠再次强调在此"主辱臣死"之时,自己愿意与金人拼死一战。韩世忠的态度以及部分将领的主战言论,也是高宗和秦桧与金人议和的筹码,并未受到宋高宗和秦桧的记恨。所以说,适度的表达的向金人"称臣"屈辱感和主战的呼声,是符合宋金议和需要的。

但如果要彻底否定这一艰难前行中的正确国策,尽管可以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指责宋高宗和秦桧,却是置国家安危于不顾,属于政治外交的幼稚与无知。借助南宋朝廷内外的舆论,秦桧导演了一出掩耳盗铃的戏剧。秦桧与金国使者张通古、萧哲商议,把"诏谕"改为"国信",把"江南"改为"宋",承认南宋皇统的地位。秦桧在驿馆接受金国的"国书",然后派接待官员盛装为先导,把金国"国书"送到皇帝宫中,避免了宋高宗"称臣"迎接金国诏书的尴尬。金人许诺先归还所侵占的陕西、河南部分领土,归还宋徽宗灵柩以及宋室旁系亲属,具体和约,另行商定。绍兴九年,南宋以王伦签书枢密院事,充迎奉梓宫、奉还两宫、交割地界使,出使金国处理和议实施诸事。宋高宗担心金人有诈谋,秦桧根据宋高宗的旨意,派楼照为宣抚使,以郑刚中等为幕僚,前往河南驻守。

绍兴十年,金国发生了巨变,金兀术杀掉宗磐、宗俊,夺去挞懒的兵权,认为归还南宋河南故地是极大的失误,准备毁约出兵入侵南宋。当金人向南宋进攻的消息传来,南宋朝廷一片慌乱,只有张巨山镇定自如,张巨山随即向秦桧提出作战计划,部署前线将领如何反击。秦桧遂让张巨山替自己起草奏章,宋高宗采取了秦桧的意见,部署军队准备迎击金人,但没有同意秦桧去前线督战。金兵再次抢占河南时,开始并没有多少人马,甚至派一个人就能收复一座县城。

可见,经历了北宋徽宗以来残酷掠夺的沦陷区百姓,对宋室早已失去信心,并没有多少守土抗敌的观念,国家既然是天子与群臣的,百姓并不在意皇帝姓什么,也不会认真组织起来去抵抗外敌。宋高宗和秦桧以"称臣"屈辱,换来军事和领土的巨大利益,是不该受到指责的。特别要指出的是,斥责宋高宗和秦桧向金人"称臣"的前提,是以南宋为皇朝正统。宋、金、辽,还有西夏,是并存的几个政权,其领地均在今华夏版图之内,其种族也是炎黄一脉,其国力强弱,不时发生变化,辽、金、西夏可以"称臣"宋朝。

同样,宋朝也可以向辽、金、西夏 "称臣",评判其是非的标准应该是能否保护并发展华夏文明,能否有利于社会发展、历史进步,再就是能否造福于黎民百姓。可惜的是,由于南宋"祖制"的缺陷和楼照等缺乏决断担当,致使南宋未能保住"称臣"带来的利益,这当然不是秦桧主持宋金议和的过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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