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肃宗乾元元年七月六日,华州司功参军杜甫穿着官服,正在批阅公文。天气炎蒸难耐,他忍不住写诗诉苦:“七月六日苦炎蒸,对食暂餐还不能……束带发狂欲大叫,簿书何急来相仍。南望青松架短壑,安得赤脚踏层冰。”

古人降温手段有限,如何避暑确实煞费思量。一种常见的办法便是泛舟,向水上、向风中觅取清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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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舟消夏的习惯,宋代之前就已出现。五代李珣有首《南乡子》,词云:“倾绿蚁,泛红螺。闲邀女伴簇笙歌。避暑信船轻浪里,闲游戏,夹岸荔枝红蘸水。”绿蚁即酒沫,红螺指酒杯。在当时的岭南,年轻女子夏日结伴泛船、饮酒奏乐,岸边鲜艳饱满的荔枝低垂水面,与人面交相衬托,一股青春气息跃然纸上。

及至北宋,士大夫间也盛行此道。宋仁宗庆历年间,文彦博出仕成都,每逢初伏、中伏、末伏日,即召集僚属乘凉,“早宴罢,泛舟(江渎)池中,复出就厅晚宴”。在广州,至今还留存一方石刻,是宋神宗时期官员金君卿、许彦先一行四人“中伏泛舟避暑”的题名。

相较前代,宋人乘船避暑衍生出一些新的趋向——白昼日照强烈,唯有林木清幽处适宜出行,通常是在郊外;至于城中,往往要待夜色降临、凉风习习之际登舟。

这在从前恰是极少可能的。直至唐朝,城市还以坊为单位,划分成若干部分,坊门日出而开,日落而闭。商业则限于特定区域,称作市,如唐都长安的买卖便集中在东西两市,商市同样开闭有时。一到夜里,各坊各市互不通行。沿流放舟,也就无从说起了。

五代至北宋,坊墙拆除,商铺散落于城中各处。与之相伴,宵禁废止,坊市制度逐步瓦解,商业大发展“打破一切旨在保留城市贵族性质的旧规矩”。坊市居民逐渐拥有晚间出门的自由,夏夜泛船方始兴起。

苏轼在杭州通判任上,写下《夜泛西湖五绝》。其四说:“菰蒲无边水茫茫,荷花夜开风露香。渐见灯明出远寺,更待月黑看湖光。”他饱览月色澄明,意犹未尽,又想见识月落后的湖水。那时,周遭一片黑色,湖面半隐半现,泛出暗幽幽的光泽。此时的苏轼有官职在身,却能彻夜徜徉湖中,不担心知法犯法,乃是前所未有的福分。

城市泛舟消暑,既已形成风尚,必然进一步商业化。南宋时期,杭州西湖游船入夏便不再驶进里湖,日间多停泊于树荫下,租给百姓纳凉。夜晚有好事者,索性铺设枕席、高卧舟里,甚至划去湖心,一觉睡到天亮。游船上销售各类水果、蜜饯、冰镇饮料,还有“关扑”之戏,掷铜钱决定货品归属。如此热闹,显然是有别于苏轼清赏的另一路发展。

乘舟消夏的城市化、商业化一脉,到得明清愈发声色大开。其中,灯船堪称代表。徐珂《清稗类钞·舟车类》概括:“灯船,江宁、苏州、无锡、嘉兴皆有之,用以游览饮宴者。及夕,则船内外皆张灯,列炬如昼。夏时为盛,容与中流,借以避暑。”文中列举的四座城市,莫不水道便利、经济发达,难怪要坐船度夏,争奇斗巧。此外,在扬州等地,灯船也大行其道。

所谓灯船,顾名思义是船上悬灯,且数量远超寻常所需。这种船分大小,最初“船身丈八华池方”,长约6米,张挂数十盏灯;船中心围栏幕布,辟出一块空间,用以饮宴奏乐。自明代至清中叶,皆维持这一形制。降及晚清,船身四面扩展,“长及五丈”,约16米,张灯上百;船心并列门舱、中舱、后舱,同时摆得开几桌筵席,宽敞豪华。

各地灯船,又推南京秦淮河上最为著名。在明清两代,南京是冠盖云集的一线都会。农历四五月间,长江涨潮,秦淮河面抬升,水势浩荡,灯船正好大展身手。

此地灯船特色有二:

一是多船首尾相接,连成一条长龙。明代钟惺《秦淮灯船赋》介绍,极盛期有四五十只,“每舫载二十许人……用绳联舟,令其衔尾,有若一舫”,足有二三百米。当夜色笼罩夏天,一长列船逶迤驶来,千百盏羊角灯大放光明,照彻两岸。上头歌吹竞作,船尾放一大鼓,以鼓声为节。繁音促节之时,“扬槌击鼓,蹋顿波心”。

二是河房夹岸林立,与灯船相映成趣。秦淮河房或自住,或租赁,朱户雕窗,富丽精致。入夜时分,一扇扇窗门洞开,众人凭窗观赏河景。

反过来,对于河船中人,河房也是一景。吴敬梓《儒林外史》第二十四回对此有段生动描写:“两边河房里住家的女郎,穿了轻纱衣服,头上簪了茉莉花,一齐卷起湘帘,凭栏静听。所以灯船鼓声一响,两边帘卷窗开,河房里焚的龙涎、沉、速,香雾一齐喷出来,和河里的月色烟光合成一片,望着如阆苑仙人、瑶宫仙女。”

香雾从屋窗中氤氲漫出,弥布河面;明亮的灯船、皎洁的月色,因此平添三分迷离;馥郁的气味入鼻沁腑,一切使人如坠梦境,如登仙宫。

秦淮河夏日风景之所以独领风骚,至少一半应归功于灯船。泛舟消夏演进到这一步,显然主要目的已由纳凉转向了娱乐。

如此举世无双的奇景,自然引得文人墨客争相吟咏。其中,杜濬作于清顺治四年初夏的《初闻灯船鼓吹歌》最为人所称道。据说,名士周亮工在秦淮大宴宾客,兼观灯船,席间拿出百金,公开征求诗作。杜濬不等别人反应,站起身来,劈手夺过钱袋说:“周兄是念我家贫,有意接济我了。”只见他略一思索,振笔直书,片刻撰成174句的长歌,满座为之折服。

杜濬当仁不让,既是自矜才藻,也有长期思考作为底子。他借明代灯船之兴衰,透视政事、国运之变迁。诗中写道:“江陵(张居正)此日富强成,圣人宫中奏云门。后来宰相皆福人,普天物力东南倾。”

灯船问世在万历年间,张居正变法之后。此次变法挽救了原本左支右绌的朝廷财政,但经济上南进北退之势也愈加显著。万历六年,地方夏税丝绢,“如单论丝两,则南北几至八一之比”。南方所占九分之八,绝大多数又由苏浙等地贡献,故杜濬有“普天物力东南倾”之慨。灯船便是这鲜花着锦地界所催生的项目。

及至明末,秦淮灯船始终流光溢彩。南明弘光帝登基于南京,政权仅维持一年。即便在此时,依旧醉生梦死,灯船表演精益求精。孔尚任以此为背景的《桃花扇》写到,陈贞慧、吴应箕造访丁继之水榭。小僮应道:“我家主人赴灯船会去了。”联系时局,让人不禁怒弘光政权之不争。待清军攻陷南京,这悬崖边的繁华戛然而止。

清初诸帝崇尚俭朴,灯船恢复缓慢。乾隆帝即位后国库充盈,灯船乃一举复兴,而且踵事增华。乾隆中叶,钟山书院山长夏之蓉《谢太守禁秦淮灯船,诗以美之》有句“近来更有楼船好,四面朱帘碧纱绿”,自注“碧纱楼船之制,其来只五六年,始一二富家为之,转相仿效”。船舱底下载酒,舱中坐客,四面凿窗,碧纱作帘,贵重而更适合游览。五六年间蔚然成风,足见习俗转移之快。

认真说来,灯船除了供应娱乐,也供应生计。艺人、船工不消说得,灯铺、酒店也受益良多。扬州长春巷南侧门面,多半是租灯铺。瘦西湖上灯船,全部从此租灯,一灯八钱,养活了诸多百姓。

同治三年,曾国藩克复南京,即将重振灯船列为要务。江宁知府涂宗瀛专门谒见曾氏,劝他禁行灯船,以免生事端。

曾国藩笑道:让我先领略一下,再禁不迟。他约上自己新礼聘的钟山书院山长李联琇,夜泛秦淮。只见,灯船遍布河面,乐声此起彼伏。曾氏快慰非常、通宵游玩,清晨仍兴致勃勃,饮酒于岸边。

翌日,入官署办公,召来涂宗瀛告知:我在河上待了整晚,太平无事,尽可放心。何况小民赖此为生,灯船切不可禁。涂氏唯唯而退。秦淮灯船由小变大,就在同治三年以降。

秦淮河河道狭窄,长十余米、宽近3米的大灯船多了,就会施展不开。光绪末年,这种大船增加至三四十艘,在河里摩肩接踵,动辄互撞,极不方便。由此之故,大灯船流行了50年便即没落。

1923年8月,朱自清、俞平伯同游秦淮,所见最宽绰的船只不过“可容二三十人”,已然缩减回钟惺笔下“每舫载二十许人”的旧时规模。

纵览古人泛舟消夏风俗的变迁,与城市形态、经济趋势、朝代更替、政策导向乃至自然地貌都存在密切关联。掌故家黄濬有言:“凡谈游衍之乐者,必知虽小事亦皆系于史迹与地势之盛衰”,诚可谓不刊之论。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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