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敏团队出海采集基础数据。受访者供图
(资料图)
东南网8月20日讯（福建日报记者 林蔚 通讯员 吴昊昊 实习生 陈斯琪）
每次增殖放流要投放多少量的鱼苗？
大黄鱼产量如何有效恢复？
现行渔业管理政策该如何优化？
……
这些多年来困扰大黄鱼渔业资源保护的难题，在近日厦门大学海洋与地球学院刘敏教授团队发表的一篇研究论文中得到了清晰有据的解答。
这篇发表在国际知名期刊Ecological Indicators（《生态指标》）的研究论文，题目为《从生态系统角度评估有限数据管理程序的性能：中国闽江口大黄鱼的案例研究》。该研究结合生态系统能量流动模型与管理策略评估模型，为优化大黄鱼增殖放流布局、促进大黄鱼渔业资源恢复提供了科学依据。
唤醒福建人的餐桌记忆
2008年在香港大学工作时，刘敏就在Fish and Fisheries（《鱼类与渔业》）这一渔业研究的国际著名期刊上刊发了《一个捕捞渔业崩溃的剖析：为何海水养殖未能拯救大黄鱼》。该论文以综述的方式，对野生大黄鱼渔业资源的历史、现状、未来进行了总结和思考，其中提出的多个专业问题，一直到今天仍然是学界研究的课题。
“2008年的这篇论文，从资料搜集、阅读和数据分析、构思到最终发表，历时三年，可以算作我对大黄鱼渔业资源保护研究的开始。”刘敏介绍。作为福建人，她从小就对大黄鱼有着深厚的情感：“小时候吃的大黄鱼都是野生的，独特又鲜美的滋味让人难忘。”
美味的野生大黄鱼曾经是福建人集体的餐桌记忆。
大黄鱼渔业是我国传统“四大海洋渔业”之一。历史上，大黄鱼就是我国近海主要的经济鱼类，北到黄海南部、南到雷州半岛，都是大黄鱼栖息繁衍的海域，其中尤以福建、浙江的近海种群数量最多。
宁德官井洋，是大黄鱼栖息海域中的一个重要地标。“历史上报道过的大黄鱼15个产卵场，虽然都在近海，但宁德官井洋是唯一一个内湾型产卵场。福建省的大黄鱼渔业数据主要来源于宁德官井洋，以及饵料丰富的河口水域觅食场，如闽江口、九龙江口等。”刘敏说。
“首先，我想特别指出的是大黄鱼的产卵集群和越冬集群行为。已知的大黄鱼产卵场均分布在近海30米水深以内的水域，而越冬场水深则在60~80米。”刘敏在接受采访的最开始就对大黄鱼的典型生物学特征进行了阐述。
在上世纪50—80年代，人们对大黄鱼产卵群体和越冬群体的过度捕捞，导致其种群无法得到可持续补充。最终，大黄鱼渔业资源在上世纪80年代末走向崩溃。
“按照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的评估标准，如果某个物种的捕捞量或种群数量下降50%以上，可视为受威胁的物种，而我国东海大黄鱼的捕捞量从上世纪60年代的约20万吨，下降到了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不到1万吨，降低了约95%。”刘敏解释道。
在这一背景下，福建于1985年成立了“官井洋大黄鱼繁殖保护区”，并开展了大黄鱼人工育苗和养殖。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实现了全人工育苗，大力扩大大黄鱼养殖规模。目前，全国大黄鱼的养殖产量已超过25万吨，居于我国海洋鱼类养殖产量的首位。当年刘敏到香港学习工作时，发现大黄鱼也是香港、广东人餐桌上的一道美食，年少时关于家乡福建大黄鱼的记忆似乎又被唤醒了。尽管彼时养殖大黄鱼已经相当普遍，但长期从事鱼类研究的学术敏感性还是促使她将目光投向大黄鱼渔业资源恢复的课题上，由此开启了长达15年的研究之路。
突破难点 创新结合
过去20年间，我国实施了多海域、长时间、大规模的增殖放流，建立保护区，近海全面伏季休渔制度等多项举措，希望能使包括大黄鱼在内的近海渔业资源得以恢复和保护。从成效来看，全国大黄鱼的捕捞产量近十年都维持在5万~10万吨，仅接近历史最高产量的25%~50%；而历史上的大黄鱼产卵场仍未再现产卵集群的现象。
为什么多年的增殖放流没有让大黄鱼的渔业捕捞产量恢复到历史水平？为什么大黄鱼的产卵集群行为没有再现？制定什么样的增殖放流政策和渔业管理政策会更科学有效？……当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向刘敏提出上述问题时，她的答复是“我们缺乏基础调查数据以及实证分析，这些问题难以回答”。
在这样的背景下，刘敏团队选择了“从生态系统角度评估有限数据管理程序的性能：中国闽江口大黄鱼的案例研究”这一课题开展研究。该课题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福州市海洋与渔业局的支持。
任庆强是刘敏的博士生，也是该研究论文的第一作者。“深入了解大黄鱼的生态、生物学特性和渔业资源状况具有重要意义，这可以为大黄鱼渔业资源的管理和可持续利用提供科学依据，促进渔业经济的繁荣和可持续发展。”他认为，“生态系统模型的搭建以及适宜管理措施的评估都需要大量的实证数据支撑，开展闽江口生态系统和大黄鱼种群长期综合的调查十分必要。”
数据搜集，是本次研究的关键所在，也是难点所在。与目前野生大黄鱼高经济价值和高生态价值不匹配的是其渔业资源调查数据的低获得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刘敏团队在我省相关海域进行了长期、综合的渔业资源调查。
宁德官井洋和闽江口这两个海域是大黄鱼研究数据的最重要来源地。以闽江口为例，刘敏团队布设的站位覆盖广泛水域，搜集到了2015年到2018年四年的捕捞数据，为评估闽江口生态系统和大黄鱼种群现状提供了坚实支撑。
有了大量实时数据作研究基础，刘敏团队在后续研究中创新性地将生态系统模型和管理策略评估模型相结合。生态系统模型，包含了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和捕食关系、竞争关系等，可以帮助人们了解和评估不同物种之间的相互关系。管理策略评估模型，是近年来才提出的一种渔业管理决策支持工具，可以预测渔业资源的变化趋势、渔获量的变化以及渔业经济效益等，能够有效地帮助管理者和决策者制定更科学、可持续的管理策略，从而确保生态系统的健康和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目前，生态系统模型已经广泛应用于渔业资源管理，但在结合管理策略评估模型方面的研究却非常匮乏。从这一角度来看，本次研究不仅对闽江口大黄鱼资源的管理和保护具有重要的实际应用价值，而且对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两种模型的结合，是本次研究的创新性和学术意义的重要体现。”任庆强解释，“将两者相结合可以进行综合的生态系统评估，从而更好地理解和预测不同管理方案对渔业资源和生态系统的影响，制定更合理、科学的渔业管理策略。”
追求生态系统平衡
尽管是炎炎夏日，但刘敏的野外调查任务还是一个接一个。在多次协调时间后，记者近日终于来到她的办公室采访。
门上的海龟贴纸、形象可爱的海洋生物冰箱贴、五彩缤纷的鱼儿挂画……刘敏的办公室仿佛一个大海洋生态系统。在采访的全过程中，“海洋生态系统平衡”也是她反复提及的一个关键词。
“大黄鱼作为海洋生态系统中的关键物种，其生态角色对于维持海洋生态平衡至关重要。我们要充分意识到，不科学的、未做前期评估的大规模增殖放流对维持生态系统平衡和稳定极为不利。”刘敏说。
大黄鱼增殖放流的初衷目标是希望放流的个体在野外得以生存并繁衍后代，期望经过数年的增殖放流努力，增加野外自然繁衍的个体数量，恢复产卵集群，从而实现可持续的渔业。刘敏说：“如果是今年放、明年捕，年年放、年年捕，那增殖放流的成效就只能体现在增加短期的渔业产量上，对于大黄鱼种群的保护恢复却收益甚微。”
在本次研究中，刘敏团队首次评估了闽江口大黄鱼的环境容纳量——在不破坏生态系统平衡的前提下，闽江口生态系统所能支撑的大黄鱼最大生物量。根据调研结果，近年来，闽江口大黄鱼增殖放流量已经超过了该生态系统的大黄鱼环境容纳量，如果不降低放流量，将存在生态系统失衡的巨大风险。现在，大黄鱼已经出现了基因多样性大幅下降、捕捞到的大黄鱼寿命与历史相比大幅缩短、春季产卵期提前、秋季产卵期推迟等现象。“这可能是大黄鱼为了适应过度捕捞和全球气候变暖而作出的适应性改变。”刘敏解释。
“放”“捕”两难之间，追求生态系统平衡成为解答难题的“题眼”。而在《从生态系统角度评估有限数据管理程序的性能：中国闽江口大黄鱼的案例研究》这篇论文中，生态系统模型和管理策略评估模型的创新性结合，正是提供了可以进行综合生态系统评估的方法。
该研究结果显示，闽江口生态系统对大黄鱼的最大容纳量为每平方公里17公斤，建议增殖放流量为每平方公里4.2公斤以获得大黄鱼种群的最大增长率和最大可持续产量；依照历史增殖放流中大黄鱼的体长数据（以幼鱼为主），建议放流的幼鱼数量约为163万尾。在大量研究基础上，论文提出，在我国目前现有的渔业管理系统下，结合降低捕捞强度、合理开展增殖放流和继续实施禁渔期政策，对闽江口大黄鱼种群的恢复将有最佳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