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破解重点青少年观护监管难_招标_创投网- 领先的互联网消费互动媒体

一名需要被关注的重点青少年，或因打架斗殴或因偷盗等问题被取保候审、附条件不起诉，在取保候审或社会观护阶段，如何防止其再出现问题？要检察官或者基层社工天天跟着他吗？在观护阶段，究竟如何对其表现进行客观公正地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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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官不可能24小时跟着孩子，我们社工有时候也会感到无力，孩子只是定时来参加一下活动，对他到底有没有改正，我们心里也没数。”上海中致社区服务社总干事张平长期从事青少年犯罪预防工作，据她介绍，2022年引入的“重点青少年管理服务平台”为社工工作带来极大帮助。

该平台由团上海市浦东新区委与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合作推进，通过智能化发现途径，打通来自公安、卫健委、电信等方面的数据，对涉法涉案青少年在网吧、酒店、娱乐场所等特殊场域，以及发生外伤、重特大疾病等特殊就医时进行系统预警，努力从源头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

数据显示，2022年浦东共有重点青少年1.7万余人，其中部分人员完成预警观护签约，400余人次完成常规特殊就医预警，3000余人次封存特殊敏感就医信息，派发特殊敏感就医信息16人次。

“观护难、监管难”亟须破题

一个冬天的夜里，上海某职业技术学校旁的小树林里，18名年轻的学生聚众斗殴，导致四五名学生受伤，后经鉴定为“轻伤”，18人被一起带到了派出所。其中“约架”的4名主要人员涉嫌寻衅滋事被检察院依法起诉。

在取保候审阶段或附条件不起诉阶段，如何对这样的孩子进行有效监管？这一直是检察机关工作的难点。特别是在附条件不起诉阶段，这些重点青少年通常会被移交给居住地社工，由青少年事务社工负责对其进行管理、服务。而社工通常的做法是，根据观护要求，定期让这些青少年参加各类社区教育、志愿服务活动，但无法对涉法、涉案青少年进入的敏感场域和就医状况进行及时了解和关心。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注意到，这样的“难点”问题在全国范围内都有存在。2020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关于依法严惩利用未成年人实施黑恶势力犯罪的意见》提到，要推动建立未成年人涉黑涉恶预警机制，及时阻断未成年人与黑恶势力的联系，防止未成年人被黑恶势力诱导利用。

2022年，在多方努力下，“浦东重点青少年管理服务平台”诞生。前述4名对象及其法定代表人签署了接受平台监管的相关协议，在取保候审期间接受平台监管。

他们在社工、家长、电信公司专人的陪同下办理一个新手机号，并承诺随时携带该手机在身边。预警机制可以及时发现涉案青少年的不良行为，直观展现其出入敏感场域和特殊场所的次数，为社工及时介入服务提供有效数据参考。

一旦该号码长期处在某处不动，或者在特定时间出入特定场所，社工就会收到“人机分离”或者“场所预警”警报。

在半夜响起的“警报声”

浦东川沙新镇的青少年社工陶红，暑假期间一直在关注其预警签约服务对象肖明（化名）的情况。在过去一段时间里，肖明触发了4次预警，都是在晚上，最晚一次是在夜里两点。

肖明此前因围堵一名学生并对其实施殴打、敲诈对方800元，被检察机关以寻衅滋事罪立案，检察机关后来做出了附条件不起诉，实施社会观护考察的决定。

“这是一个明显的家庭监管缺失的案例。”陶红告诉记者，肖明出生后母亲就离开了他，父亲重组家庭，他从小与爷爷奶奶一起生活。近年来，由于爷爷得了癌症，奶奶长期在医院陪护，肖明几乎一个人生活。

陶红说，以往遇到肖明这样的观护帮教对象，社工没有有效手段对其进行监管，“只能让他参加社区劳动、求职教育等活动，定期谈心，至于他到底有没有重新与不良社会人员接触，我们无从判定”。

如今，有了预警机制，陶红虽然辛苦，但总能实时掌握肖明的真实情况。最近一次，警报声在夜里12点左右响了。警报显示，肖明在一家宾馆内停留超过了30分钟。陶红第一时间给他打去了视频电话，要求见到肖明本人及其周围环境。

“他说被几个朋友约了出来一起玩。我让他立刻回家，并要求他父亲给他叫车。”陶红介绍，触发预警的场所是每个街道、乡镇的社工前期统一排摸好的点位，这些点位经社工和街道主管工作人员确认为对未成年人危险性较大。主要包括一些不严格落实身份证登记办理入住的小宾馆、KTV、酒吧、网吧等场所。

预警触发后，给对象拨打视频电话，也是必须的。“一开始，他们会不接电话，我们就会立刻打车到预警发生地现场将其带回，并做一次违规记录，向检察官进行反馈。”陶红说，有过一次“违规记录”后，每次视频电话就都能接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