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贵定县德新镇新铺村种植的黄桃迎来收获季节，村民忙着采摘、分拣、包装，供应市场。图为8月17日，村民在贵州省贵定县德新镇新铺村黄桃种植基地的车间分拣黄桃。新华社

编者按

在“如何理解中国经济”系列《中国经济增长的空间有多大？》一文中，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提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大量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实现V型反弹的结构性因素，这些结构性因素所蕴含的力量一经释放，将形成新的一轮对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强大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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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潜能？刘俏在他的“如何理解中国经济系列之二”中进行了进一步分析。他认为，保持节点行业的投资强度甚至超前投资、保持制造业增加值的GDP占比并提升中高端制造业比重、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推动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位置向上游迈进、提高居民收入占比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以及推动乡村振兴和以人为中心的城镇化，都将有力地释放经济增长潜能。

刘俏

投资和增长是理解中国经济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原因是对关键领域和节点行业大量投资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快速增长。虽然中国有阶段性的总需求不足问题，但对供给侧的投资和结构性改革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

从更长的时间维度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最大的风险还是在于因产业和经济层面缺乏投资机会所带来的投资率下滑和生产率增长的停滞。增长虽然不是万能的，但没有增长是万万不能的。我们必须把增长当作一种信仰，而当增长成为一种信仰时，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投资不确定性就变成一种必然：投资未来节点行业具有不确定性，聚焦解决关键结构性问题同样具有不确定性。只有直面我们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机会和挑战，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创新的方法解决那些重要的第一性问题，我们才有可能控制住“无增长”带来的风险。

保持节点行业的投资强度甚至超前投资

保持经济长期增长，我们必须保持投资强度，对于那些在新的发展阶段的“高速公路”“高铁”“汽车”“房地产”等领域甚至需要进行超前投资。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当下，全球经济普遍面临产业结构转型、动能转换，驱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新业态和新行业不断涌现的局面。

哪些有可能成为支撑经济发展新的节点行业呢？美国宏观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认为，能源、通信和出行方式作为两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特征合在一起定义了文明的形态——例如，化石能源的使用、无线通信和现代交通工具区别了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通过进一步分析罗伯特·戈登的逻辑，笔者提出了一个概念性框架：随着清洁能源的广泛使用和AI、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人类文明有可能进入一种新的形态。这个过程中，新的行业会崛起，崭新的思想会出现，而几乎所有的现有行业都可以通过“碳中和”和“数智化”再来一次——这是我们理解碳中和以及数智经济的大背景。

以碳中和以及5G/6G的投资为例。碳中和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经济学问题、管理学问题。实现“双碳”目标，我们估测我国在2050年前需要投资近300万亿元。如果这些投资在未来30年内平均分配，意味着我国每年对碳中和的投资相当于GDP的8%。这些投资将成为中国经济动能转换最大的推动力之一，而围绕着节点行业的投融资、技术变革、产业政策及商业模式创新，将决定我国实现碳中和的路径。

5G/6G作为我国再工业化基础设施的核心组成部分，是需要投资的重要的基础核心领域。我们的估测显示，基准场景下，5G的行业导入在2021~2030年期间将带来31.21万亿元的新增GDP。如果行业导入创新更积极，市场微观主体的参与更踊跃，5G应用场景所带来的新增附加值可能远超过31.21万亿元，甚至达到60万亿元，而5G带来的价值附加将主要集中在2026~2030年，之后中国经济将进入6G时代。

保持制造业增加值的GDP占比，大幅提升中高端制造业比重

中国在应对中国版的“生产率增长悖论”方面有一定优势，原因之一在于中国制造业的GDP占比仍然高达27.4%（2021年）。未来保持制造业增加值的GDP占比有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经验数据显示，科技变革和规模经济对生产率的推动作用在制造业领域要比在农业和服务业更为显著。以美国的生产率增长不足为例，一定程度上，长期困扰美国经济的生产率增长不足与其制造业GDP占比的大幅下滑有关。其实，美国在其工业化过程中制造业一直保持比较大的规模，1970年制造业增加值占到GDP的24.3%；但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在工业化结束之后一直在下滑，其GDP占比在1998年首次跌破16%，2020年只为11.2%。

随着经济生活不断发展，制造业的GDP占比一般会逐渐下降，这与需求端的结构变化有关：随着收入水平的增长，对商品的需求占比一般会下降，而服务消费的占比会逐渐提升（美国目前服务消费占总消费的比例为67%，日本等国也在60%以上）。但是，中国有必要把保持一定的制造业GDP占比（例如：23%）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战略目标。一方面，中国是制造业大国，但还不是制造业强国，我国制造业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还需要加快产业升级和质量优化，巩固竞争力和优势；另一方面，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保持全要素生产率较高的增速，制造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智能制造业是未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最重要的来源。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中高端制造业占制造业比重为41.5%，美国为47.1%，日本为56.6%，德国为60.7%，虽然我国41.5%的比例远远超过24.9%的世界平均水平，但我国距发达国家水平仍有差距。到2035年我们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候，我国能否将中高端制造业比重从目前的41.5%大幅提升到55%？

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推动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位置向上游迈进

在国内外环境发生剧烈变化的当下，我们更应该关注的一个指标——全球价值链的上游程度。价值链上游程度定义为本国中间品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上游指标）减去本国出口中包含的外国中间品比重（下游指标）。上游程度的取值越高，表明一国在国际价值链的位置越偏上游，这个国家在原材料、专利、核心零部件等领域有较大的控制权；而上游程度取值越低则表明一国在国际价值链中位置偏中、下游，对外国中间品（例如，能源等原材料、核心技术、核心零部件等）的依赖度比较高。

中国必须向全球价值链上游迈进，在供应链产业链上形成相对闭环，以应对极端场景的出现。为此，我们需要加大创新投入，不仅增加研发强度，而且更需要优化研发结构，大力提升基础研究的研发费用占比。我们的分析显示，过去30年，中国的研发强度（研发费用的GDP占比）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有高达90%以上的相关性，提升研发强度对推动生产率增长意义重大。

我国研发的GDP占比从1995年的不到0.6%快速增长到2020年的2.4%，达到了工业化国家的平均水平。2022年，中国研发费用首次突破3万亿元，研发强度也达到迄今最高的2.55%。然而，我国2.5%左右的研发强度和同期美国3.45%、日本3.26%、德国3.14%的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而且中国研发起步较晚、研发强度的起点比较低，虽然近30年不断投入，2012年以来更是加大力度增加投入，但是我国研发投入所形成的基础和沉淀还相对薄弱。既然大国博弈最终是科技创新方面的竞争，中国有没有可能将研发强度提升到3%以上？

研发结构是更值得关注的问题。中国2021年基础研究的研发占比（即研发中间的“研”，R&D中间的R）只有6.5%。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和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过去10多年，我国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在不断提升，基础研究投入从2012年的499亿元提升到2022年的1951亿元（占到总研发费用的6.3%，但与2021年的数字相比略有下降）。作为对比，欧美发达国家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费用的比例基本稳定在12%以上，而美国大约为15%（2019年数字），基础研究投入大幅超过我国。我国基础研究占研发经费比例相对不足的问题亟待改变。“十四五”规划已把到2025年将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占比提升至8%以上作为政策目标。如果我国能够以这一目标或更大力度增加基础研究投入（例如，将目标定为12%甚至15%？），将有力推进我国实现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为我国在新的发展阶段保持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创造有利条件。

提高居民收入占比，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

中国现在的居民消费率比较低，只占到GDP的38%~39%左右；而美国和日本等工业化国家居民消费率都在GDP的60%以上，美国2021年更是高达68%。当然，中国居民消费率偏低有统计方法的原因。例如，在统计GDP时，中、美两国都将居民自有住房的虚拟租金（即住房消费）纳入统计，但中国计算租金时采用的是成本法，而美国采用的是市场租金。成本法根据建造成本乘以2%的折旧来计算虚拟租金，建造成本与住房的市场公允价值之间差额巨大，尤其是过去20年我国各地房价快速上涨，用成本法大大低估了居民房地产相关的实际消费。我们估测如果按照市场租金法，中国的住房消费至少将增加7~8个百分点的GDP——由此调整的中国居民消费率将从统计数字中的38%增加到45%左右。

即使是45%的居民消费率，距离工业化国家平均60%以上的居民消费率还是有很大差距。我们预测，随着强大国内市场的形成、消费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作用的发挥以及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中国居民消费率2035年将从目前调整后的45%增加到60%以上，其中服务消费在消费中的占比也将从目前的50%左右提高到60%以上（美国目前私人服务消费占总消费的67%左右）。在大幅提升的居民消费率中，服务消费的几个大项包括医疗健康、金融服务、居民养老、餐饮酒店、文化教育等都将获得极大的发展空间，这意味着中国未来产业格局将发生深刻的变化。

居民消费率不足与消费的供给侧发展不足有关，但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居民可支配收入的GDP占比过低。除了GDP占比低之外，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分布也不均衡：国家统计收入五等份分组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低收入组家庭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333元。也就是说2021年，有超过2.8亿的中国人月均可支配收入还不到700元。居民可支配收入不足极大地影响了居民的消费意愿和能力。

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需要提高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所得的占比，这最终取决于劳动生产率（与全要素生产率高度相关）水平的大幅提升。同时，需要提升财政转移支付的规模和效率，并充分发挥第三次分配的积极作用。此外，值得关注的是，我国目前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为人均GDP的4%，远低于美国的16%。如果中国居民财产性收入达到美国的水平，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GDP占比可由目前的43%提升到55%，将极大提升居民消费水平——这对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住房市场改革的推进提出了迫切要求。

从18%到0：推动乡村振兴和以人为中心的城镇化

几年前笔者调研在城市打工的农业转移人口时，有感于他们的生存状况，曾感慨万千地写过，“城市无边的夜色，围裹着不曾彻底生活过的生命；他们像纸片一样被折叠起来，悄无声息地喘息在没有色彩的梦里……”这些在宏大叙事中并不显眼，往往令人忽略的细节却往往折射出一个时代的温度，真正反映了一个时代的伟大与否。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18个百分点差距能否逐渐减少并最终趋近0，应该成为衡量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指标之一。

消除收入和机会不平等与乡村振兴和以人为中心的城镇化紧密相连。我们对2035年中国的农业和农业人口做了预测。我们预测的基础是假设2035年我们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候，我国农业和农业就业人口的情况大致与主要工业国家实现现代化时相似。到2035年，我国农业增加值的GDP占比预计将降到3%左右，农业就业人口也将降到总就业人口的6%，这意味着：未来十多年因为乡村振兴的各项举措，我国对农村、农业和农业人口的投资将大幅提高，大量资金、技术、人才、信息、设施、装备等向农业产业融合聚集，将极大地提高农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更为重要的是，将有1.44亿农业就业人口会从农业转移出来，实现跨行业甚至跨城乡的转移——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将完成向城市的迁移。

目前在城市常住但无户籍的2.55亿人与未来从农业转移的1.44亿人合在一起有4亿人，实现这4亿人彻底的“市民化”将彻底地证明“我国城镇化进入减速阶段”是个十足的伪命题。城镇化一直都是经济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心目中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来源。通过制度层面的改革，消除对这4亿人的各类软、硬性约束——比如，户籍制度改革、社保和公积金制度改革、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等——未来这4亿新市民的生存与发展将带来大量的投资机会和生产率增长的巨大空间。与此同时，未来新增的1.44亿农业转移人口也将极大增加我国有效劳动力的供应；在城市真正生活下来之后，这4亿人会产生进一步投资自身人力资本，沿社会阶梯向上努力的内在动力；这4亿人真正在城市居住，带来了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体系、保障性住房等大量的投资机会。

以保障性租赁住房为例，基于对现有政策性人才公寓投资收益测算，我们的分析显示，每年4080亿元投资租赁住房，能够解决180万家庭住房问题（50平方米，3口之家），而且投资的收益率能够达到8%左右。为4亿人提供有保障的住房将在未来12年（至2035年）带来每年2.5万亿元，合计30万亿元的投资。而且，按照支出法统计GDP，根据美国的经验数据，归类到消费的住房消费一般是归类到投资的住房投资的2.5倍。以此为参照简单估算，保障性租赁住房一年投资为2.5万亿元（这里的投资不一定是新建），带来的增加值大约为1.4万亿元（按美国经验数据），而相关住房消费带来的增加值将达到3.5万亿元（1.4×2.5），每一年保障性租赁住房投资及消费合计带来的增加值大约是4.9万亿元，仍将占到未来我国GDP较高的比例。房地产相关行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仍将是中国重要的节点行业之一，但其商业模式和整个业态将发生根本改变。

（作者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