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以来，我们国人对语言与文字的认识（语言学理论）深受西方文化影响，已习惯称为中文汉语。在广义概念上语言与文字可以两者近似同意来理解使用，现实社会普遍存在的方言口语是指狭义的语言概念（传统上也称言语）。

表音文字（语言）是由拼音单词与语法形式构成，并且得出结论认为——文字记录语言。此上述观点其实隐含有三条假设。第一是语言产生必然早于文字。第二语言不能指示或改变文字，即逻辑关系单向不能逆推。第三由于拼音组合为单词才有实意，因此西方语言重视语法形式而忽略其他如音素（字母或语音）与符号的本身含意，自然倾向于语言与文字更或优先（本质是形式逻辑大于符号意义）。然而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却表明，世界各地族群普遍有口语却未必形成文字。古老悠久的文字系统却长期指引或规范着广大地域的各族语言趋向（语系与字符有趋同性传播）。

汉语（以及汉族）称谓始于汉朝统一，先秦以前夏商周三代皆称雅言（当时河洛地区语音），汉语传承前代雅言并有些变化称为正音（此后发展完善为相对独立的音韵学，相关具体内容另有前文论述——汉语音韵中隐藏的秘密以供参考），以后经过不同时期的延续演化成为今天的标准普通话。商周交替时期，文字及文言（范式）已完全成熟定型，也可以认为当时雅言与文字作为两个系统相对存在使用，文字及文言（范式）作为整体系统一直长期规范雅言正音的持续演化，我们语言（包括各种方言）更多是在表示（指向）文字系统。

【资料图】

已知文献记载，周代太史籀整理所作有十五篇，此文字标准称为大篆或籀文。先秦以前，有大篆、金文及方国多种形体等皆称文(某些有专有用途与含义)，例如图鸟虫体、禹王碑文以及近代发现的甲骨文、东巴文等等。秦始皇帝兼并六国，天下统一（同时规定标准——车同轨，书同文，同律度量衡）。李斯等人参考借鉴大篆而创作小篆（李斯所作《苍颉篇》、赵高所作《爰历篇》、胡毋敬所作《博学篇》，以及汉朝扬雄所《训纂篇》，秦汉各有三仓及训纂之书）。

禹王碑文

鸟虫文

中文汉语的系统整理始于汉朝，许慎在其《说文解字》著作中说明揭示文字源流，条理分析解释字义并且形音联系，以文字演绎构建了大道宇宙体系（归纳提炼为五百四十部首，据形关联音义，始一终亥顺序）。文字是形音义三维一体，一字多(音)义通常表示在整体(字与字或字句关联，乃至于上下句式)关系中词性变化而多重字意(有待确定)。音通意近、音变义转、形似意近是文字隐性规则。示例:東(dong）——杲(gao）——杳(yao），三者本义是日照(影）位置变化。冬与東(同音），東在此指春以及生发之意。杲与高(同音），杲有中正至高含意。杳与咬(同音)，杳即隐没(行迹)不见。中文系统学习首先要以文或字作为基本单位——教学基础核心，了解掌握文字本义以及多意延展。学习中文不同于表音语言（文字），不需要特别强调严格语法，并尽量减少组词——造句教学方式。

在此摘选许慎《说文解字–叙》其中内容如下：

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盖取诸夬；夬扬于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也。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

以上这段内容蕴含了丰富信息与重大文化意义，主要大意是：伏羲氏易卦是最早的表意符号系统（创设八卦系统，并以万物类象表示大道及宇宙万物的变化），即文字的源头或前身是卦符（自身内含象数理）。神农时期曾以结绳纪事方法管理社会事务，因逐渐不足表示或不易标识更多事物（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时期仓颉继承发扬创造的初文（是指不可拆解的符号单元），其后再组合为字。六书次序为指事、象形、会意、形声、转注、假借。

百工以乂，万品以察，盖取诸夬，夬（上兑下乾的重卦名）扬于王庭。此段内容大意：观察万物的形体（象）性质作用等，在不同范畴（角度）有所发现并制定的表示形式即是书与契两类，“书“是指在物体表面上书写契刻文字及图形，“契“是指相符契合（例如阴阳或榫卯相合）构造之物（其中部分契物涉及文字，大多数作为信物或契约凭证。总体而言“契物”有特定用途与意义）。以上书与契的方法（乃至科技工程）得到官方肯定推广应用。

【易传】有大量类似记载说明，坤为地（地势坤即顺）、坎为水（字形同卦象）。结绳作网罟，盖取诸离（详见易传），离卦亦作罗卦，取象制器（形而下者谓之器，开物成务，以定天下之业）。由此可知，“难”字本意——徒手捕获飞鸟所以难，古人训化仅有鸡鸭鹅类。网罗笼娄等工具，可以捕获（收藏）飞走动植等物产。简要概述，文字的经历发展有卦符——书与契——文字六书（篆隶定形为楷体）演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