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阳之石

文/李旭


(资料图片)

(一)

祁阳的文化是与石头结了“梁子”的。

从2016年11月祁阳石申请国家地理学标志产品成功算起,追溯到一千二百多年前的唐代元结,以及他和颜真卿所创浯溪摩崖“三绝止,祁阳的石文化一直是贯穿着祁阳文化的主线。是元结不经意间,让祁阳石与浯溪摩崖来个首次文化碰撞,从此,祁阳的石文化渐现端倪。元结走了,在浯溪,他留下巍峨耸立的千古摩崖石刻《大唐中兴颂》,又让一方方祁阳石砚躺在他的行李箱里,顺潇湘之水远走他乡。他不知道,他在祁阳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文化时代。如果说祁阳石砚是行走在元结包裹里的石文化,那么,浯溪的摩崖石刻,则是由元结和颜真卿镌刻在祁阳脊梁上的一段亘古不动的神话。这一动一静之间,把祁阳的石文化演绎到骨子里去了。

说祁阳石是祁阳的本土石文化一点也不过分。同时与之激活的浯溪摩崖石刻,则算是“客籍”的石文化了。外来的文化带有初萌的眼光,但最真实,每一方石刻都有一段与祁阳的不朽情缘和故事。浯溪摩崖用沉默俯视江面,记住投映过的每一个来往者的面孔。有意思的是,出产祁阳石的祁山在祁阳市之东,浯溪摩崖在祁阳市之西,与坐落在祁阳市南边,天马山脚麓,湘江之滨的文昌塔形成一个三角合围之势,祁阳市如三角对角线的中点,祁阳的文化核心除了石头,似乎找不出第二个替代的东西,这已不是用厚重来形容了。更有意思的是,文昌塔竟然也是用石头垒成的,是祁阳读书人的图腾。旁边的祁阳一中得天独厚,人才辈出,这应该不是一种刻意安排,而是祁阳人对石文化的信仰与诠释。祁阳石,浯溪摩崖石刻,文昌塔无意中构成祁阳文化的全部思想和内涵,值得深思。

祁阳石掩藏在祁山的层峦叠嶂之间,靠缘分才能求得。它如待嫁姑娘,深藏闺中,养成温顺如玉的性情,嫁与不嫁,它都是祁阳人手心里的宝。而浯溪摩崖则与之相反,高调突兀,暴露于湘水河畔,任风侵雨蚀,洪流冲刷,却依然昂首挺胸,泰然自若,巍然立于天地之间。它们就像一对从书本里走出来的一对“小冤家”,一个收敛,一个张扬;一个阴柔,一个阳刚;一个小家碧玉,一个激情四射。它们既对立包容,又和谐共生。文昌塔出现得比较晚,它就像它们的孩子,优雅,安静,书卷气十足,而且志存高远。立在塔顶,阅尽炎凉变迀,却处事不惊,不知胸藏多少故事,心怀多少诗书。单它脚下踩着的,便是万卷书岩,就这寓意,祁阳代代英贤,也就情理之中了。

祁阳石纹理如行水流云,根据其特性,艺术形式多表现为“画”的内容。它经过历朝历代能工巧匠的精雕细琢,制成了精致的石砚,插屏,以及各种摆件。它们安静地摆在文人墨客的书房,与经史子集为伴,诗酒花茶为伍,处处散发一种儒雅气质。用时间体现自身的价值,成为祁阳的一张文化名片。浯溪石刻就不同了,它多表现为“书”的形式,而且走的是文化名人路线。从元结的《大唐中兴颂》到清代书画家何绍基的《谈〈中兴颂〉碑有作,用山谷韵》诗刻止,皆以名人笔墨的大家风范而奉为经典。传统中国的书和画,在祁阳的石文化脉络里面,既有机的分散,又巧妙的融合。走得出去的祁阳石砚,留得住的浯溪石刻。两者形成互补之势,这也是祁阳的石文化形成的两种自然而然的文化态度。当然这只是它们各有所侧重而已。它们的根是一样的,自古书画不分家。

(二)

祁阳石,浯溪摩崖,文昌塔,它们之间已经有了一根纽带。在游览浯溪时,我经常纳闷,浯溪摩崖与陶铸铜像是不是也有一根看不见的纽带呢。我想,它们应该存在某种关联的东西。是不是我们在欣赏摩崖石刻的书法美时,没有透过字里行间,看到它的另一种本质和内涵?除了文化层,或许它还具有那种跟石头一样坚韧,又百折不挠的品性。是的,浯溪摩崖的存在,其本身就升华了祁阳的石文化本意。自元结命名浯溪后,他与好友颜真卿书撰“摩崖三绝”的艺术成就无人超越,唯见“三绝”以外的一笔一字,把他们的人性发挥到了极致。其实,它在向后人隐藏一种强烈的家国情怀和民族大义。这种家国情怀,民族大义传承千年而愈发激烈,彰显祁阳之大美。

我们只知道元结是唐代诗人,文学家。却很少知道他是一个集家国情怀的诗人和文学家。据史料,唐朝安史之乱时期,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元结向肃宗上奏了《时议》三篇,详细陈述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及政治主张。肃宗看了以后,非常高兴,授予右金吾兵曹参军、摄监察御史,出充山南东道节度参谋。他在鄂北、豫南招募义军,泌南高晃等率五千多人归附元结,使得史思明不敢南侵。上元元年(公元760年),史思明肆意南犯,肃宗命元结组织宛、叶二地的军队进行抵抗。元结屯兵泌阳,誓死保全了十五座城池,免百姓生灵涂炭之苦,成为抗击史思明的有功之臣。元结因平叛有功,连连升迁,声动朝野。平定“安史之乱”后,元结有感而发,写下了《大唐中兴颂》,总结了“安史之乱”的历史教训,整个颂文无不感慨悲壮,并祈福大唐美好的未来。但《大唐中兴颂》一直躺在元结的书房,他觉得应该找到合适的时机展示出来。其时,好友颜真卿,也受朝廷之命东征西讨,与安禄山誓血鏖战,其功绩卓越,封“颜鲁公”之称号。后人评为天下第二行书的“祭侄帖”便是他在行伍中所书,是为战死的侄儿颜季平写的祭文,民族大义溢于纸上。两位老友为国家安宁,驰骋疆场,舍生忘死,何等的英雄气概。他们既“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又同时背负相同的历史使命,经历相同的人生阅历,就是现在,他们的友谊也是绝无仅有的崇高吧。

平息安史之乱后,元结结庐浯溪。这一日,颜真卿受元结之邀来到浯溪做客,当时之情景,莫非我也在场?我分明看到两老友久经沙场后第一次见面时,他们紧紧相拥,捶足顿胸,却欲言又止,忽而喜极而泣!此时此景,激动万分,皆难以言表,泪水只得顺湘江之水滔滔而下。未经战乱之苦,怎知相见来之不易!我想,当晚元结拿出十年前创作的《大唐中兴颂》时,颜真卿是无法拒绝的。那是应天地之妙合,切时务之民意,摩崖三绝应声而出。它似乎是历史的必然产物,其实它所表达的主题却与历史无关。没想到,他们这一合作竟成千古绝唱。在《大唐中兴颂》后,历朝历代竞相模仿,刻有宋代的《大宋中兴颂》和明代的《大明中兴颂》。但这两篇颂文都是当时的统治阶级按指定的内容书篆上去的,意义与《大唐中兴颂》相差甚远。《大唐中兴颂》是作者发自肺腑之言,字字玑珠,句句涵义深远,且言真情切,其本身的情感出发点和侧重感就有所不同。就好像一篇是激扬文字的抒怀散文,一篇是官方的说明书。

试想一下,元颜二人当时的心情该是如何的深沉闷重。颜真卿手中的笔恨不得穿透石壁,那种筋骨雄健,大气磅礴之势,跃然摩崖之上。清晨的万道阳光一照,立着的摩崖,平铺的江水,一片亮亮堂堂。当我们立在摩崖面前,欣赏那苍劲浑厚的书法时,如果光顾着说好称奇,那是我们亵渎了他们的初衷。即便后来一千多年里的五百方石刻,虽尽显名家名作之气,但无论哪一方面无法望其项背。因为《大唐中兴颂》传递的是一种爱国主义精神和坚强意志,它已经融入到石头的经脉里流动了起来。颂文曰,“……地辟天开,蠲除袄灾,瑞庆大来。凶徒逆俦,涵濡天休,死生堪羞。功劳位尊,忠烈名存,泽流子孙……”元颜二人把这种精神和意志隐喻在摩崖上,它象一面镜子照在每一个人的灵魂深处,觉醒一代代祁阳人。是男儿志当报国,心忧天下;当义无反顾,跃马杀敌,这是使命必然。尤其在近现代中国革命史上,这种气节表现得更加尽情淋漓和突出。陶铸便是最杰出代表,他是我们祁阳的骄傲,更是呼应元颜精神的典范。

上世纪六十年代,陶铸回祁阳,他要求先到浯溪看看。陶铸一下车直奔摩崖的《大唐中兴颂》,伫思良久。他说,浯溪碑林要保护起来,尤其是《大唐中兴颂》。浯溪碑林在陶铸的提议下,免受历史的破坏。由此可见,陶铸对浯溪摩崖倾注了多少热情和挚爱。没有陶铸可能没有浯溪摩崖的今天。我想,当年陶铸景仰恢宏的浯溪摩崖的时候,一定是热泪盈眶的,他知道《大唐中兴颂》给了他什么。他践行了自己的诺言,他用这种精神无时无刻在激励自己的理想,用一生的忠诚为祁阳人民树了一座丰碑,把自己站成一棵松树。从此,《大唐中兴颂》的中心思想与陶铸的理想重合起来。时过千年,冥冥之中,似乎早就注定有这一遭。历史的车轮在这里找到了它的吻合点。

石文化是表象,精神才能永恒。1988年陶铸铜像及陈列馆也选址浯溪。陶铸铜像落成后,它一直是我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陶铸铜像深凝着故乡——石洞源。石洞源是盛产祁阳石的祁山一脉,元结让祁阳石与浯溪摩崖合璧,浯溪摩崖又与陶铸思想谋和。这是循环还是天意?在此之前,我相信许多人来浯溪游玩,都会感到很别扭。从陶铸铜像到摩崖石刻一步千年,就像刚下飞机犯了时差综合征一样,游览的思路一下子迷糊了,空间感左摇右晃,感觉它们没有任何因果,就像两个强扭的瓜。是的,它们一个是红色革命文化,一个是书法艺术文化,两者好像永远扯不到一起来,也永远没有什么交集和共同特性。其实我们想错了,因为我们没有读懂《大唐中兴颂》。读懂了,心里那一个结,自然会理平;读懂了,那种壮怀激烈的情绪就会激发出来;读懂了,或许已不是少年,就像现在的我,心里一直在想,它们一定是有存在的逻辑和理由的。因为它和陶铸铜像在用同一种胸襟撞击我们的良知。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祁阳念书。三五同学约好去浯溪公园玩,我们租了相机,从祁阳三中隔壁的院墙翻爬过去。那时只顾拍照留影,并不理会石壁上大大小小的文字。后与妻恋爱,约会浯溪公园,眼里也没看见一个字,甚至还没看清地上的路。现在,我会在它们面前肃穆,沉思,这个时候,根植于内心深处的那一点民族自信在蠢蠢欲动。

浯溪公园每一块石头都在散发耀眼的历史光芒,除了摩崖碑刻闻名遐迩,我们还应该提炼,过滤深层次的东西来作为更新主题。我在想,除了这些,《大唐中兴颂》是不是还在暗喻着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或许我们应该作一篇“中华复兴颂”与之唱和。这作者会是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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